我在《自序》里说过，这次考察欧洲，本来是想进一步为中华文明寻找对比坐标的。但是，欧洲果然厉害了，每次踏入都会让人迷醉。我只知深一步、浅一步地往前走，处处有感受，每天也写了不少，却忘了出行的目的。
在欧洲旅行，还可以在各地读不少资料。我在佛罗伦萨读美第奇，在布拉格读哈维尔，在冰岛读《萨迦》，都读得非常入迷。这一来里中华文明就越来越远了。
直到此刻，在北欧的夜行火车上，我才回过神来。这趟火车处理我们几个人外，没有别的乘客，我一个人占了一间设备齐全的卧室。车窗外是延绵不绝的雪原，而这雪原的名字又没有在地图上找到。路那么长，夜那么长，一种运动之中的巨大陌生，几乎让自己消失。我静下心来，开始整理一路上与中华文明有对比关系的感受。
欧洲图像太多，话题分散，很难简明地归纳出与中华文明的逻辑对比。我只能放弃概括，保留感性，回想一路上哪一些图像具有对比价值。从行李里抽出两张纸来，写了三十多个，觉得太多，删来删去，删成了七个对比性图像，那就是——
一行字母；
一片墓地；
一份图表；
一个城堡；
一群闲人；
一块巨石；
一面蓝旗。
二
先看那一行字母。
那行字母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M-E-D-I-C-I,在街边、门墙、地上都有。这是美第奇家族的拼写。
按照中国文化的习惯思维，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门庭，大多是历史前进的障碍，社会革命的对象。但是，美第奇家族让我们吃惊了。
最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文艺复兴，世界的现代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佛罗伦萨和文艺复兴都是不可设想的。
美第奇家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营造了一个新文化的中心，把财富和权力作为汇聚人文主义艺术大师的的背景，构成了一个既有挑战性质，又有示范性质的强大存在。历史，就在这种情况下大踏步地走出了中世纪。哐、哐、哐，脚步沉重，脚印很深。但丁的面膜供奉在他们家里，米开朗琪多和达·芬奇的踪迹处处可见，大卫的雕像骄傲地挺立着，人的光辉已开始照亮那一条条坚硬的小方块石子铺成的狭窄巷道。尽管当时的佛罗伦萨还没有产生深刻的近代思想家，但这座城市却为近代欧洲奠定了基石。
在中国的历史转型期，总是很难看到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良性集结。中国的改革者们更多地想到剥夺，这种剥夺即便包含正义，也容易使历史转型在摇摆晃荡中降低了等级。
这中间，最关键的是文化资源。美第奇家族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出色，他们不是把文化创造的权力紧握在自己手上随意布施，而是以最虔诚的态度去寻找真正的创造者。他们对于一代艺术家的发掘、培养、传扬、保护，使新思想变得感性，是新时代变得美丽。
这座城市的市民长期追随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却在追随艺术大师，这两度追随，就完成了一次关及人类的集体提升。
中国的一次次进步和转型，都容易流于急功近利，忽略了新的精神文化基础的建立，还误以为暂时牺牲文化是必要的代价。其实，社会转型的成功关键，恰恰在于必须集中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一起开创一种新文化。
三
再看那一片墓地。
我说的是德国柏林费希特、黑格尔的墓地。其实，欧洲可供游观的学人墓地很多，随之还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让后人领略一个个智者的灵魂。
同样是知识分子，德国的同行远比中国的同行纯粹，并因纯粹走向宏伟。历代中国文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避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连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解构了独立的文化思维；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寂寥间徘徊，都带有自欺欺人的虚假。
德国学者很少有这种情况，即便想歌德这样在魏玛做大官，也不影响《浮士德》的创作。黑格尔庞大的哲学架构和美学体系，更不可能是应时之作。他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算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了，却也坚持大学创始人威廉·洪堡的宗旨，实行充分学术自由，不许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尔的思维更加开阔的是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索着宇宙和人类的奥秘。
但是，即便这样，康德也反对知识分子伪装出拒接社会、拜托大众的清高模样。他以法国启蒙主义者为例，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行为标准：“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这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即便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知识分子，他们留给“公共领域”的精神财富也少而又少。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墓地和故居，也总是比较冷落。
当代欧洲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我认为是曾经当了十多年捷克总统的哈维尔。
四
再说那一份图表。
图表在法国里昂的一家博物馆里，列出了这座城市在十九世纪的创造和发明。我细细看了三遍，每一项，都直接推动了全人类的现代化步伐，从纺织机械到电影技术，多达十几项。
这还仅仅是里昂。扩而大之，整个法国会有多少？但我又看到，待到十九世纪结束，无论是法国的各级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沉痛反省：比之于美国和德国的创造发明，法国远远落后了！
正是这份图表提醒我们，中国人再也不要躺在遥远的“四大发明”上沾沾自喜了。
中国由于长期封闭，不仅基本上没有参与人类近代文明的创造，而且对西方日新月异的创造态势也知之甚少。结果，直到今天，组成现代生活各个侧面的主要部件，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更刺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并不能感受此间疼痛，仍在一些“国粹”中深深沉醉。这种情形，是文化保守主义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创新的步伐。
五
那一座城堡。
我是指英国皇家的温莎堡，以及不远处的伊顿公学。
中华文明本是信奉中庸之道的，但在中国近代救亡的危机之中，受法国激进主义影响较深。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激情如火的慷慨陈词和铁血拼杀，感染了很多中国的改革者。相比之下，对英国的温和、渐进的改良道路，反而隔膜。
后来，他们甚至不知道法国社会安定在什么样的体制下，关起门来激进得无以复加。甚至在和平的年代仍然崇尚暴力，包括语言暴力。
很容易把这种激进主义当做理想注意加以歌颂。即便是经历了“文革”这样的极端激进主义灾难之后，还有不少人把“穷皮猛打”作为基本的文化行为方式。而事实上，这种激进主义社会元气的损伤、民间礼仪的破坏、人权人道的剥夺，业已酿成巨大的恶果，不仅祸及当代，还会贻害子孙。
六
现在要面对的另一个对比点，是沿途处处可见的一群群闲人。
在欧洲各地，总能看到大量手握一杯啤酒或咖啡，悠闲地坐在路旁一张张小桌子边的闲人。他们吃得不多，却坐得很久，有的聊天，有的看报。偶尔抬头大量街市，目光平静，安然自得，十分体面。
这又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态构成了明显对比。
记得在意大利时曾与当地的一些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移民在欧洲谋生，意大利朋友对他们既钦佩又纳闷。佩服的是他们通过自己日以继夜的辛劳，不仅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而且还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纳闷的是，他们几乎没有闲暇，没有休假，让人看不到他们辛劳的目的。说是为了子女，子女一长大有重复这种忙碌。
平心而论，我很能理解同胞的行为方式。以前长期处于埋头苦干来积累财富。
问题在于，当这种无休止的苦干有群体行为演变成心里惯性，就陷入了盲目。而这种盲目的最大危机，是对公共空间、公共生态的隔膜。本来，他们是可以在那里摆脱这种危机的。
我在罗马时，看到绝大多数市民在公共假期全部外出休假而几乎空城的景象，想到了他们与中国人在文明生态上的重大差异。我写道：
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假，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也就是说，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融化了西方的个人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普及，深入人心……
读者一看就知道，我在说休假的时候，着眼点不在休假，而在于“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却很容易被盲目的实用主义惯性所遮蔽。因此，悠闲很可能是一种清醒，而忙碌可能是一种糊涂。中华文明注重实用性，拙于中级思考，在经济发展道路上较少关心人文理想。这一点，欧洲常常是我清醒。例如北欧有些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于实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使悠闲成为一种广泛的可能。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写下一段话：
我学着概括了他们这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为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为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想到这里，我更明白了，看上去慢悠悠、暖洋洋的瑞典模式，不应该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嘲笑。
那么，缩小了看，那些在欧洲很多街边可以看到的休闲人群，也值得我们另眼相看。正在快速积聚财富的中国人，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后的生态模式呢？财富无限而生命有限，当人生的黄昏终于降临，你们会在哪里？
七
接下来，是那块巨石。
在冰岛，我去看了辛格韦德利火山岩间的那块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的时候那里非常寒冷，却咬牙忍冻站了很久。初一听，那是北欧海盗们自发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处于好奇。但是站在那里，我却看到了中华文明的一大隐脉，后来回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花了几天时间一连写了几篇文章。
中华文化的这一隐脉，就是武侠精神。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至今爆红，证明这一隐脉的潜在力量至今犹存。往往是以家族复仇为起点，各自设定正义理由，行为方式痛快、壮烈，贯穿着对“好汉人格”崇拜。但是，这一隐脉在本性上是无视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华文明与近代社会的严重阻隔。无数事实证明“好汉人格”很容易转化成“暴民人格”，荼毒社会。
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法律石”前，我发现了当年北欧好汉们如何话费几百年时间，痛苦地更换荣耀坐标，改写英雄情怀。
更换和改写的结果，是放下长剑和毒誓，去倾听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钟声。这就与中国好汉们遇到的“诏安还是不诏安”的问题判然有别了。如果也要用“诏安”这个词，那他们是被法律和宗教“诏安”了。我写道：
很多好汉本来是为了求得一个社会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江湖恩仇的故事，既无规则，有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别注意的，是北欧好汉们通过这个精神险关时的挣扎过程，《萨迦》对于这个挣扎过程有细致的描述。相比之下，中国好汉们心中的“社会公平”，一直是单向的，复仇式的，因此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冲撞的。
《萨迦》记载，“好汉中的好汉”尼雅尔和贡纳尔等人既看到了以复仇为基础的老荣誉，又看到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新荣誉，而且，还看到了当时法律的代表者是一个小人。但他们还是愿意为新荣誉和法律，献出生命，并忍受讥笑。
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同时代的中国故事中找不到，于是后来也就更难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当做了一个重要的对比点。
八
最后一个主要对比点，是一面蓝旗。
这面蓝旗，就是欧盟的旗帜，在欧洲到处可以看到，却更权威地飘扬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堂门口。离欧盟总部仅四十公里，便是改写了欧洲近代史的滑铁卢战场。这种近距离的对接，让我不无震撼。
不朽的伟业、成败的英雄，总是维系在滑铁卢和其他许多战场上。永久的目光，总是注视着炮火硝烟间最后升起的那面胜利者的旗帜。然而，欧洲终于告诉我们，最后升起的旗帜无关胜负，无关国家，无关民族，而是那面联合的旗，与蓝天共色。
我们中国人已经百癣夏塔热片能不能治痤疮怎样才能治好白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