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网络被鹿晗的一条“恋爱公告”刷爆，微博服务器甚至一度瘫痪。这不是鹿晗第一次震动微博了，年他的一条微博评论就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每当小鲜肉霸屏，总会有人哀叹“娱乐至死”，更不用说面对这些粉丝自发生成的狂欢。

然而，评论人宗城认为即便在被知识分子推崇的年代里，娱乐也依然是大众最关心的东西，如今娱乐的力量只是被发展的媒介放大了，并不意味着娱乐到此“致死”。宗教般的粉丝帝国也不是件新鲜事，这种狂热的群体氛围历史上随处可见。从集体中解放的年轻个体，面对消费社会的来临，容易产生无能和焦虑的感觉，他们必须以消费行为获取身份认同，他们渴望重建一个集体来缓解孤独，于是粉丝团应运而生。

身处其中的粉丝看似获得了主体感与自信，其实仍未逃出权力持有者和资源集中者合力设下的牢笼。他们看上去足够快乐、远离痛苦，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有所爱的人，但这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消费逻辑与宗教幻觉统治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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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第期

看似快乐的粉丝们，其实是一群活在乌托邦里的孤独者

鹿晗

“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鹿晗的一条动态，几秒种后，微博瘫痪了。

为什么仅仅一条“拍拖公示”，就足够让庞大的微博瞬间瘫痪？想到近几年，那些足够让微博震撼的事件，也无非是娱乐明星拍拖、分手、撕X、出轨、离婚，如薛之谦与李雨桐、马蓉与王宝强、白百合与陈羽凡、文章与姚笛，事关隐私，包含男女关系。过去，当卓伟这位的“爆料头子”在时，人们以为是卓伟们大肆炒作，才让娱乐明星的隐私铺天盖地，但卓伟沉寂后，娱乐八卦热闹如常。关心娱乐八卦，跟风流行句式，流量推手只是辅助，是公众自发成全了“鹿晗”的盛宴。

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吗？

“娱乐至死”是公众最容易想到的原因，自从尼尔·波兹曼的书传到中国，我们这个时代就容易被归纳为“娱乐至死的时代”，尽管“娱乐至死”与“娱乐致死”存在微妙不同，公众的发散理解也稍微偏离了波兹曼的本意，但“娱乐至死”的论调，乍看之下确有道理。“老人”们常常哀叹年轻人不再关心思想，怒斥娱乐笼罩时代。作为对照，他们往往会将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时期作为对比。

大众关心娱乐甚于思想，这一点我认同，准确来说，是大众关心个体情感、个体冲突甚于宏大命题、深度讨论。但是否意味着就在当下时代“娱乐至死”？或许未必。即便在被知识分子推崇的年代里，娱乐也依然是大众最关心的东西。五四新文化时期，现在我们都说它思潮激荡、青春澎湃，但那时候销量最好的读物，其实是八卦刊物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

鸳鸯蝴蝶派主要写什么？男女情爱。又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听起来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但且不说当时流行的港台娱乐潮，即便是那些抛头露面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按明星偶像的路子包装的——如今是“鹿晗，我愿为你献身”，那时是“顾城，我愿为你而死”。

媒介的发展放大了娱乐的力量。互联网还没诞生时，官方趣味、贵族趣味统治一切，大众的趣味在明面上是被压制的。大家可以在街巷里弄谈论八卦隐私，而官僚与贵族在自己把持的文化机构发表符合自己品味的作品，彼此相隔遥远。

但互联网兴起后，“禁锢”被稀释了，大众也终于找到了可以畅所欲言的平台，大众趣味被瞬间展现出来，而标榜高雅趣味的他者无能为力。今天，娱乐如同脱缰野马，即便是“限娱令”，也不可能全然勒住。

节目《十三邀》截图

就连许知远与马东对谈这样的文化事件，最后也被娱乐、窥私同化。许马事件，舆论一边倒的“夸马贬许”，批评许知远的采访技巧，赞赏马东的娴熟回应。但到了第二天，维护许知远的声音多了起来，一些议者借此引申出对“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大众与精英”等话题的探讨。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动，这些延伸话题却很快冷却了，而依然火热的，只是对许知远个人“解释权”的争夺，挺许派和倒许派互相对峙，许知远这一个体成为大众窥探的对象。于是，这场本可能演变为“知识分子在今天如何作为”的大讨论，收缩成了一场八卦个人的娱乐盛宴。实际上，这是一场“信息的镇压”，娱乐化、猎奇性的信息再次压缩深度议题的讨论空间。

另一个例子是今天的影视剧宣传。尴尬的现状是，知识分子创作的作品，很难通过严肃正经的宣传方式得到推广。年的《大明王朝》，人人说好，可一直叫好不叫座，看它的人局限在文化圈子。后来《大明王朝》逐渐有了影响力，不是靠文化人的卖力吆喝，而是官方表态和市民群体介入，恰恰在这个时候，《大明王朝》也被CP粉盯上了，海瑞与王用汲的交往被解读出满满的“基情”。

比起深度议题，娱乐看起来更轻松，成为谈资的门槛也更低。在互联网与饭局中，什么更容易成为谈资，什么就更容易传播开来，尼采或者加缪显然不如鹿晗和关晓彤方便扯淡。

娱乐话题在安全性上也比深度议题更有优势，这个大家都懂得。

宗教般的粉丝帝国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鲍曼就预言了消费主导型社会的来临。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体必须以消费行为来获取身份认同，否则自由化个体会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陷入“无能和焦虑这样的感觉”。这时的都市男女亟需一个精神慰藉缓解孤独感，甚至渴望重建一个集体——哪怕这个集体充满虚幻。

集体需要一个用来统和或者接受供奉的符号，于是一个个以偶像为中心如同宗教般的粉丝帝国便拔地而起。在外人看来，这些一会儿锁场、一会儿订制飞机、一会儿拉帮结派，甚至为了偶像要生要死的人们不可理喻。但在他们内部看来，他们保持理性、秩序井然，而偶像的点点滴滴已然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维护偶像，就是在维护他们的生活。

鹿晗与王俊凯是这个偶像生产过程的两个典型。年，一篇题为《鹿晗的粉丝帝国：疯狂外表下，她们是严守制度的信徒》的文章，详细描绘了这个粉丝群体的运作机制和内部景象。

他们借助社交网络，在线上集结为一个又一个团体，每个团体都有若干核心成员，也都有各自的分工，他们会将团体与鹿晗的形象作为自己的事业去经营：关于鹿晗的东西要抢购；关于鹿晗的恶性新闻要去澄清；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鹿晗，他们可以倒逼媒体与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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